“知道那信是我的，我感到非常非常高興，好幾天都沒睡著覺。”
……
1988年很平常的一天，在去往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（中國科學院大學前身）的某輛公交車上，極有可能會碰到正去上課的陳潤生。那時的他47歲，講的還是理論生物學，學生還只有二十幾個。陳潤生剛從德國紐倫堡大學訪學后回國，心想著，“一定要在科研上有所建樹。”
他不斷關注國際生物學發(fā)展動態(tài)，隨即注意到國外提出的人類基因組計劃。經過日日夜夜的思考與判斷，他的思維越來越興奮，總想傾訴積壓在心頭的想法，但當時國內找不到任何同行。輾轉后的1991年，陳潤生決定給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（James Dewey Watson，時任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主持人）寫了一封信，表明對人類基因組計劃這一卓越科學事件的理解和支持。
“那種沖動，你必須要去做，你就是要去做。我每天在想這事，沒有辦法去克制，我認為這件大事一定要去了解。我當時寫這封信，就是想表達自己的想法，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是現(xiàn)代分子生物學的締造者，我根本沒想到會有回信。”
陳潤生與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教授素昧平生，當時陳潤生只是一個普通科研人員，在國外毫無知名度，寫信只是他情緒的釋放，并不指望有任何反饋或回報。
突然一天收到來信了，是寄給陳潤生的。他的第一反應是收信人名字寫錯了，當時他的工作單位里還有一位研究人員名字的漢語拼音和他相似，也恰好有在國外學習的經歷。“弄清楚后，發(fā)現(xiàn)確實是寄給我的，我欣喜若狂，興奮了好幾天，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，而且這信足足有兩頁紙。”陳潤生現(xiàn)在回憶起來，精神依然亢奮。
陳潤生仔細閱后，更加堅定了投身基因組研究的決心，同時也了解到信息分析，包括序列的組裝與功能元件的標識是本項目的關鍵。
全國獨一家
陳潤生說：“這既是不自然的，又是很自然的。”
如果他當時沒有給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寫信，就不會萌生開設《生物信息學》課程的想法。人類基因組計劃從1990年開始，本質上是破譯人類的遺傳密碼，而一旦用信息學的手段去解析人類基因組后，整個生物就將進入大數(shù)據(jù)時代。那么，大數(shù)據(jù)如何存儲、處理，就是一個新的科學問題，需要一個新的學科來處理——生物信息學。
這個新的學科包含著關于人類遺傳密碼的所有信息，用6個詞語概括就是對基因組信息的獲取、處理、加工、分布、分析和解釋。通過挖掘生物大數(shù)據(jù)來分析深刻的生物學內涵，這是人類研究生物領域上巨大的進步。
“一定要增加生物信息學這門學科。”陳潤生堅定地說。
當時國內外對于生物信息學處于空白的摸索期。“我?guī)е鴮W生，一方面琢磨生物信息學的內涵，建立方法分析遺傳密碼。另外一方面尋求國內有沒有人關心人類基因組計劃，有沒有可能一起來啟動。”
1992年下半年，他打聽到了吳旻（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主任，在任期間啟動了中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）。“當時雖然離得近，都在北京城，但我是個普通的科研人員，而他學術地位很高，他也不認識我。”陳潤生說。
陳潤生想方設法聯(lián)系到吳旻，一是說明他非常支持人類基因組計劃，并且把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的回信內容告訴了吳旻，心想著“可以打動吳旻先生最好”；二是說明他的團隊是從事生物信息研究的，可以專門負責處理數(shù)據(jù)。
在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同時，《生物信息學》課程便開始萌發(fā)了。
陳潤生是國內第一個講這門課程的人。這門課程當時在國內外都處于摸索階段。課程內使用的所有的算法、程序、理論都是他自己推導的。
最早的20年，陳潤生單獨授課。陳潤生每次去上課要倒4到5次公共汽車。其實也有班車直達國科大玉泉路校區(qū)，但是班車發(fā)車時間和下課時間中間還有40分鐘間隔。“我不樂意等，索性趕緊坐公共汽車回去，這樣還快些。”
再后來為省時間，陳潤生一天上、下午連著上7節(jié)課，中午還自己帶飯，上午下課后，把飯熱一熱，吃完飯喝口水的工夫，下午的課又該開始了。這樣的作息，他堅持了兩年。
有時，他有一些不能缺席的會議，才會讓學生“打游擊”似的補上。如今陳潤生還堅持在教學一線，“那么多學生期待著，不能不去，這是責任。”但是隨著年紀一天天變大，為了保持教學團隊的活力和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保證課程的授課質量，《生物信息學》課程引進了該領域杰出的青年代表王秀杰作為主講教師，另一方面設置課程的教師助教，處理日常教學事務，協(xié)助首席教師和主講教師完成高質量教學任務。
“能加入《生物信息學》教師團隊，我非常榮幸。陳老師有口皆碑，而我經驗不多，非常緊張。因此剛開始似乎效果不是很好。”王秀杰回憶起第一次上課時說，“陳老師雖然年紀大，但是注重前沿知識，在調動同學們上課積極性方面很有經驗，學生們聽他的課也聽得很‘嗨’。這方面跟他學了很多，包括課程時間長短的把控、怎么把研究中的小故事跟基礎知識穿插在一起、怎么讓學生保持上課興趣，能夠更好地吸收知識。”
在王秀杰眼里，“陳老師特別樸實。早些年在玉泉路校區(qū)上課時，他是坐公交車去的，連出租車都不坐，他還告訴我他怎么坐公交車。”陳潤生和王秀杰科研領域相近，他們一年參加無數(shù)個相同的會議，所以互相交流、互看課件是常事。
這是一個團隊，也是一種傳承，“年輕教師的加入為這門課增加了新的活力，也是一種過渡，要讓他們逐漸站在崗位上。”陳潤生說。
“你問我多少都不會卡殼的”
“記得第一次上《生物信息學》，本來是8點30分的課，我6點40分就去了，結果前排位置已經沒了。”這是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2019級學生丁紅霞對《生物信息學》課程的第一印象。
陳潤生的課堂總是爆滿。學生來自生命科學學院、數(shù)學科學學院、化學科學學院、存濟醫(yī)學院等不同的學院，并不是都有生物學背景，怎么讓學生聽得明白、聽完了有所收獲，“是要灌輸一些生物基礎知識，但這知識不是我要授給學生的，我只堅持一點，非常重要的一點，我授給學生的是思路、是方法。我就跟他們聊天一樣，我為什么去搞基因組，我怎么搞的，我跑到吳旻先生那里怎么說的，然后我怎么思考的，這一段一段的故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。”陳潤生說。
“大家可能不知道為什么生物信息學是搞基因組研究所必需的，沒有我們，干不成事。”陳潤生的聲音在課堂上回響著。
人類遺傳密碼，就像一本看不懂語言的書，如何讀懂？關于人類遺傳密碼，目前的技術和儀器能測出的只是無數(shù)小片段，相當于再把書撕成無數(shù)小塊。
在撕的過程中丟失了上下文的聯(lián)系，怎么準確、完整地拼接在一起？那就買兩本一樣的書，一本都撕成正方形塊，一本都撕成長方形塊，相當于把遺傳密碼復制兩份，把人類遺傳密碼打碎成不同長度的片段。
隨機一塊正方形，一定能找到有同樣內容的長方形。這樣一來可以慢慢對著找，慢慢拼接，雖然是笨方法，但很有效。
問題又來了，數(shù)量少還可以，那如果是數(shù)以千萬計呢？這就是大數(shù)據(jù)了，就需要程序來處理了，這就是生物信息學。
“這樣講，誰都能聽懂”，即使專業(yè)背景不同，但思路和方法是相通的，“所以這樣才能一年比一年人多，他們來聽課并不是感興趣你的知識，而是聽聽你這科研路怎么走的，你有什么啟迪，我覺得這是吸引他們來聽的原因。在我的課上，大家都不會走神兒。”大家爽朗笑著。
陳潤生的教材不僅自己原創(chuàng)，而且是生物信息學領域前沿。
剛開始上課的前10年，那時生物信息學研究剛起步，他把自己建立的方法、算法都講給學生聽。經過30余年的沉淀逐漸形成一個內容體系，后來又把生物信息學的新發(fā)展、新趨勢、新研究等內容加在課件里。
“陳老師的課程充滿最前沿的成果與方法，同時又分外清晰明了?！渡镄畔W》課的同學來自各個院系，但一學期后，身邊的每個人都被陳老師的熱情所感染，對復雜精妙的遺傳密碼產生了自己的思考。”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2019級學生唐以恒上完課后說。
上課和科研互相成就，上課需要將講的東西都刻在腦子里并融會貫通，“備課是為科研打下基礎，也是個自我修養(yǎng)的過程。”陳潤生說，“所以你問我多少問題，我都不會打啵（卡殼）的。”
當院士前后，沒有任何區(qū)別
從坐公共汽車去玉泉路校區(qū)到坐車去雁棲湖校區(qū)，從1988年的一間小教室到2020年的大禮堂，從50歲到80歲，地方、人數(shù)、年齡——周圍的一切都在變化，唯獨陳潤生沒有變，他講課的聲音一直持續(xù)了33年，從未間斷，穿透時間，聲量卻絲毫未減。
“記得有一門《生物信息學》，開課老師是陳潤生院士。即使年近80歲高齡，陳老師依然每周堅持到雁棲湖校區(qū)授課，一次課近3個小時，陳老師講得滿懷激情、毫無倦意。但是，偶然一次我看到，下課后陳老師深深陷在椅子里，閉眼休息很久才慢慢起身繼續(xù)上課。這給我?guī)砹撕苌畛恋母袆印?rdquo;4年前，國科大2017級學生安子楊寫過這樣一段話。
最初上課時，陳潤生還是一名普通科研工作人員，如今的陳潤生，是中國科學院院士。對于給學生上課這件事，陳潤生說：“我就不知道當了院士后有什么區(qū)別，從來沒有任何區(qū)別。”無論是到玉泉路校區(qū)還是到雁棲湖校區(qū)給學生上課，他不到6點就起來了，6點50分準時出發(fā)，上課成為他的習慣。
有一次上課時，他講到哈佛的干細胞試驗，將一只鸚鵡腦中的某些核團破壞，鸚鵡就不能學舌了，將另外一只鸚鵡腦子里取出來的干細胞誘導分化，再導入原來那只鸚鵡，那只鸚鵡又能學舌了，學生在課堂上問他，“那恢復學舌后的鸚鵡唱的歌是否還跟之前一樣？”這個學生的問題給陳潤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從那以后每次講課都會想起。
“這是很好的問題，我沒有答案，不過我相信不是原來的歌了，即使能力恢復了，但是原來的核團被破壞了。”陳潤生說，“科研需要創(chuàng)造力，不照本宣科，要思考，提出科學問題，否則沒什么意思，歷史不會記錄你，創(chuàng)新最重要。”
在陳潤生眼里，科學發(fā)展不是一個人的事，科學是社會發(fā)展的表現(xiàn)，他認為最對得起學生的就是，教育他們在研究方法上有創(chuàng)新，“文獻是基礎，供你超越，而不是模仿。循規(guī)蹈矩很容易，打破常規(guī)很難。”
讓他驕傲的是，國科大幾乎與生物學有關的人都聽過這個課，“學生們滿意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，我對獲獎從來沒有感覺，什么獎都無所謂。”
“我給自己取了個微信名，叫‘微不足道’。我非常不樂意跟他們去爭那些東西，但正因為你腳踏實地，你沒有吃任何虧，該得到的都會有，這些東西不是說你削尖腦袋去硬鉆營能得來的。”
現(xiàn)在，80多歲的陳潤生聲音依然洪亮，全神貫注地走自己腳下的人生之路。這亦得益于他的生活態(tài)度，“其實，關鍵問題就是你的狀態(tài)，精神狀態(tài)是最重要的，很多人想很多亂七八糟根本不需要想的事，想了你也解決不了，最重要是所有的事都想得開。”
陳潤生笑起來，單眼皮，黝黑的眼珠透著光，他的聲音在采訪的小會議室里起伏著，蘊含著某種哲理，亦在課堂上傳遞了30余年，從未間斷。
